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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辽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上下功夫，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政绩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辽宁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快，新旧动能转换迟缓，少数地区统计数据弄虚作假，导致振兴发展一度遭受严重挫折，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错位、发展观严重扭曲。辽宁振兴，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出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顶住转型阵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实现全面振兴也要靠实体经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扎实实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既抓技术升级也抓产品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产业体系。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绘制强链补链延链图谱。围绕机器人、高端制造、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与江苏省开展共链行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落户辽宁，打造更具集聚效应、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圈。

激活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辽宁科教资源丰富，创新底蕴深厚，但长久以来创新成果转化不足、产学研用不畅通等瓶颈问题，制约了动能转换。我们整合利用优势产业和科创资源，充分发挥撮合作用、做足对接文章，帮助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等牵线搭桥，促进科技和产业精准对接，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辽宁振兴的“最大增量”。今年前5个月，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为363.8亿元。召开原子级制造、量子科技、半导体产业、6G、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7场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引导各级干部积极拥抱时代、紧跟时代，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能力。下气力抓好平台建设，专门召开辽宁实验室建设工作座谈会，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打造高能级区域科技创新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智慧和力量。

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动力活力。辽宁改革开放活力不足，开发区“高”“新”特色不明显，地方国企改革不到位，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经营主体“小散弱”问题突出，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开放平台引领作用不强。我们把改革开放作为关键一招，进一步聚焦问题、突出重点、破解难点，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下气力重塑金融生态，召开与中央金融机构座谈会，举办一系列政金企对接活动，全省主要金融指标稳中向好，今年前5个月，直接融资同比增长91.1%。下气力整合优化园区和开发区，省级经开区数量由92家减少至71家，精简率为22.8%。系统部署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文化场馆改革和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成立辽宁鲁艺集团，叫响鲁艺品牌。召开全省事业单位改革动员部署会议，系统优化事业单位结构布局、编制配备。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大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带”建设，组建远洋运输船队，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46.6%。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地区等战略合作，加强辽宁与江苏、沈阳与北京、大连与上海对口合作，提升对内开放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的营商环境尤为关心，每次来辽宁考察都对营商环境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良好营商环境是党员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也是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金招牌”。我们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举全省之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

坚决整治营商环境顽瘴痼疾。营商环境问题，痛在企业、损在振兴，破坏的不仅是当下的预期，更是辽宁的未来。我们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以雷霆手段坚决整治服务意识不强、政府不讲诚信、行政效能不高、检查执法不规范、政策效果打折扣、吃拿卡要、关系文化盛行、市场意识不强等八个方面突出问题，让企业和群众感受到营商环境新变化。成立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以“发现——核查——整改——反馈”闭环管理机制受理营商环境问题投诉。持续深化“涉企业、涉信访、涉超期”案件专项监督，严打侵害企业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针对中央层面通报的海城市花费高额费用购买咨询服务问题，专门制定整改工作方案，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作出免职处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同时组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排查和专项审计，约谈14个市党委负责同志，坚决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大突破，辽宁才有大发展。我们像爱护眼睛一样呵护营商环境，出台《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加快建设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强化法治建设和诚信建设，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行为，让企业家在辽宁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深入开展新官不理旧账问题专项整治。建立省市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常态化收集和解决企业诉求。目前省领导联系企业680家，各地联系企业近1万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2000余项。

健全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我们主动对标上海、江苏等国内先进地区，参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持续完善辽宁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法规体系。常态长效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及时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服务模式和管理办法等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积极探索符合辽宁实际、务实管用的标准、规范和机制，推动从“治标”向“治本”深化。强化制度执行，完善营商环境建设督查考评、奖惩问责机制，以制度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千方百计扩就业增收入。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是民生之源。我们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供需精准匹配。研究谋划城乡居民增收政策举措，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探索拓宽增收渠道。完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遗余力办好民生实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坚决纠治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坚决纠治“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持续推动省级20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紧盯看病就医、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等群众切身利益事项，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用心用情解民忧纾民困。不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体系，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深入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推行房票安置，今年全省计划发放2000张以上。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辽宁全面振兴，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我们坚持文化惠民，推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延时开放热门文博场馆，建立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机制，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会同兄弟省区举办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成为撬动体育、文旅、商业深度融合的有力支点。抓住筹办全国“十五冬”重要契机，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让“冷资源”变成“热经济”。今年前5个月，全省接待游客人次、综合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辽宁肩负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推动安全发展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但现阶段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多、重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风险隐患点多面广，给振兴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我们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政治使命，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筑牢国家安全辽宁屏障。维护国家安全是政治“必答题”，辽宁更是责无旁贷。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深入开展反渗透、反颠覆、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快现代边海空防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发挥粮食主产省优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累计完成综合治理任务1264万亩。强化能源、矿产等战略物资储备，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当前，辽宁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高，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干部重发展轻安全、重处置轻预防等政绩观偏差造成的。我们痛定思痛、吸取教训，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从被动“灭火”转向主动“防火”，全力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既防止“击鼓传花”式的侥幸心态，也避免掩盖风险、粉饰太平的短视行为，确保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织密织牢安全发展的防护网。

大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辽宁是工业大省、危化品大省，是各类管线老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安全生产风险点多。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着力解决制约安全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通过争取农业农村部渔船改革试点、协调银行低息贷款、财政贴息贴费等方式，目前已累计更新改造渔船1761艘，减船转产1361艘，强力整治渔业领域违法违规问题，坚决铲除事故背后的利益链条。大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截至5月底，已淘汰退出装置或设备3060台（套），更新改造装置或设备3293台（套）。深入开展矿山全面排查整治，采取“一矿一策”，着力推进“关、改、扩、转”，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社会安定有序，是振兴发展的基石，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我们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引导更多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开展为期两年的涉法涉诉积案清理专项攻坚行动，制度化开展压茬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巩固深化“平安护航”专项行动，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是应有之义。我们先后与沈阳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大连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各市及沈抚示范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级政法系统领导班子成员、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等开展6场集体谈话，督促各级“关键少数”忠诚干净担当，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抓好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鲜明树立实干实绩导向。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就必须突出实干实绩这个衡量标尺。我们立好选人用人“风向标”，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凭实干实绩说话，以干成事论英雄，让政治过硬、清正廉洁、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扎实开展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坚决整治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利“翻烧饼”、搞“政绩工程”等问题，坚决查处结党营私、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等问题，坚决惩治政治骗子、政治掮客等问题。用好实绩考核“指挥棒”，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切实形成正确工作导向。完善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细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健全容错纠错和澄清正名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正确政绩观与良好政治生态互为表里，只有持续正风肃纪反腐、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才能铲除错误政绩观的滋生土壤。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大力整治“躺平”不作为、谎报瞒报、工作简单粗暴“一刀切”等问题，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强力开展金融领域腐败问题起底彻查除恶务尽专项行动，对住建系统、法院系统等开展专项巡视巡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项治理师德师风、医德医风问题，狠刹歪风邪气，清除顽瘴痼疾。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结合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填补议事决策、项目审批、涉企执法、选人用人等方面制度漏洞，推动构建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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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全球内河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也是我国水上运输大动脉。三峡船闸已连续多年超负荷运行，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73亿吨，1.73亿吨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全年每天运输约47列万吨重载火车，这一数字已是三峡船闸通航初期的5倍。研究表明，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2050年三峡枢纽过闸货运需求将达到2.5亿吨。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是顺应发展需求、保障长江航运畅通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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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农耕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蕴含着天人合一、精耕细作、精益求精等宝贵精神和经营理念，包括各具地域特色的耕作技艺、民俗风情等在内，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农业品牌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既是农产品品质的体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互为支撑、相得益彰，二者融合发展，既有助于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

推动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价值不在于静态封存与陈列，而在于活态传承与发展。农业品牌为农耕文化活化利用提供了独特载体，通过品牌化运营，能够将传统农耕技艺、乡风民俗等转化为可感知、可消费、可传播的产品和服务，让农耕文化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保护与利用并重、传承与发展共赢。通过融合发展，提升农业品牌和农耕文化的影响力，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将文化自信贯穿于“三农”工作全过程的生动体现。

推动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文化振兴也是重要内容。建设农业强国，既要强在产品品质、产业体系上，更要强在文化软实力、国际竞争力上。推动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能够延伸产业链、拓展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把沉睡的乡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动能，带动农民增收。同时，加强文化赋能，能够赋予农业品牌独特的文化标识，让国产农产品既有过硬品质，又展现深厚文化底蕴，有效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一是运用文化资源赋能品牌塑造。依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打造的安溪铁观音品牌、深挖农耕文化的陕西袁家村关中民俗农产品品牌等，成为标杆。二是融合业态不断创新。“农耕文化+农业品牌+乡村旅游”“非遗技艺+农产品加工+品牌营销”等新模式不断涌现。三是数字赋能品牌传播。江苏兴化垛田、云南哈尼梯田等农业文化遗产地搭建数字化平台，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推动农耕文化与品牌产品同步出圈，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四是品牌带动效应凸显。越来越多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品牌化运营实现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统一，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同时也要看到，农业品牌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中仍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文化挖掘不够。很多地方对农耕文化的挖掘只停留在表面，简单堆砌农耕符号、贴上乡土标签，缺乏对文化内核的深度提炼，品牌辨识度低。其二，产业融合不紧密。农耕文化资源与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衔接不紧密，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渠道不畅，多数品牌仍停留在初级农产品销售阶段，附加值偏低。其三，品牌运营专业化不足。部分地方对农业品牌发展规律认识不深，重短期营销、轻长期培育，缺乏系统规划，传播方式传统单一，消费者难以形成情感共鸣与品牌忠诚度。其四，支持保障体系不完善。农耕文化传承保护与农业品牌建设的协同机制尚不健全，标准体系缺失，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

深挖农耕文化资源，筑牢农业品牌文化根基。对全国农耕文化资源开展全面普查，建立农耕文化资源数据库与图谱，对农业文化遗产、传统耕作技艺、老字号等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建档立卡，摸清文化资源家底。立足资源禀赋，提炼差异化文化价值。强化活态传承，支持非遗传承人、乡土工匠参与农业品牌建设，将传统农耕技艺融入产业链全过程，让农耕文化在产业实践中代代相传。

探索新业态新模式，提高价值转化能力。依托农耕文化资源打造农业文化遗产公园、农耕体验基地，探索考古、探险等新业态，让消费者在体验农耕生活、感受传统文化过程中认知品牌、认同品牌、消费品牌，实现体验促营销、文化提溢价。大力发展农业文化创意产业，将农耕文化元素融入文创产品开发与包装设计，丰富农业品牌内涵。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文化+生产+加工+营销+赛事+旅游”全产业链融合模式，激活乡村多元价值。

创新传播方式，扩大品牌影响力。顺应全媒体时代的发展趋势，创新品牌传播方式，利用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讲好农业品牌背后的农耕故事、文化故事，提升品牌吸引力与感染力。搭建多元传播平台，依托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展会等，加大农耕文化和农业品牌推介力度。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展会等契机，推动中国农业品牌走出国门，提升国际影响力。加强品牌数字化精准营销，顺应消费者对绿色健康、文化体验、情感价值等需求，突出品牌文化内涵与品质优势。

加强支持保障，夯实融合发展支撑。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农户参与、社会助力的融合发展局面。加大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力度，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文化挖掘、品牌打造、人才培养等。依托高校职校和科研院所，培育一批既懂农耕文化传承、又懂品牌运营和产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权仿冒行为，为品牌建设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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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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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及世界各地宋庆龄基金会的支持下，意大利宋庆龄基金会于2008年正式成立。其理事不仅来自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中国各地，也有意大利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多领域的友好人士。这种“中外结合”的策略促使基金会顺利融入意大利主流社会。而凭借在各类慈善事业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宋庆龄这一精神象征也在意大利逐步被大众熟知。

近20年来，金慧全力为中意交流搭建起座座桥梁：组织500多名中意儿童在意大利罗马及威尼斯同台进行艺术展演，向世界传播和平理念；率领以意大利侨商为主的华人代表团随同意大利总统访华；代表旅居罗马的所有移民，与罗马市长及数千名听众对话，呼吁保障移民享有同等权益……“无数个瞬间都向我们证明，真诚的对话能打破壁垒，让理解生根发芽。”金慧说。

多年来，意大利宋庆龄基金会始终关注华裔青少年成长，吸纳优秀青年代表担任领导职务，助其扎根中华文脉，充满自信地融入意大利社会。金慧表示：“我期望这些拥有双重文化视野和双语优势的年轻人，除了发展日常事业外，能更勇敢地参与主流社会政治生活，为旅意华人群体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为中意民众的真诚友好往来注入更强大的活力。”

在金慧看来，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变之下，作为两大文明古国，中意跨越文化与国界的相互理解不仅关乎双边关系，更肩负着推动东西文明互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特殊使命。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文化交流绝非是‘锦上添花’，而是增进互信的基础，是展开更广泛深入的多领域合作的基石，”金慧说，当前，中国已是意大利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友好城市、大众旅游及文化交流等往来愈加频繁，不断为双边关系注入可持续动力。更多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友好往来渠道仍亟待建立，让意方更加清晰地看到一个高速发展、强大且友善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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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由过去的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为主。知名经济学家魏杰教授在会上以《发展文化经济与启动消费及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考》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消费是整个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拉动消费、推动经济转型意义重大，是实现经济转型不可或缺的支撑。未来需进一步挖掘潜力，让文化经济更好助力经济转型与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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